李征（化名）起身在办公室踱来踱去。

　　他可以被归为成功那一类律师。李征创办的这家事务所，位于重庆最繁华的中心，办公室落地窗外，是这个直辖市密林一般的楼宇。所里的客户名单上列着一长串显赫的房地产企业和政府部门。

　　但是，这些并不能概括这个职业的全部。

　　中国律师制度自1979年恢复，据中华律师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，目前执业律师已突破20万人，在全国经济领域影响力日益扩大。然而，律师行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路顺风，也有起伏。

　　“我不能说这个行业现在很坏，也不能说它很好，否则四方的口水会把我淹死。”李征说。

　　经历了李庄案、北海律师案带来的挫折感，中国的律师们正遭遇一场集体焦虑。

　　尊严

　　做律师不如做法学院讲师

　　王是重庆一所高校法学院的一位教师。六年前，作为隐性的合伙人，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律所。

　　由于事务所的业务日益壮大，他一度考虑辞去学校的职务，专心做律师。

　　王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，由于课余的精力均都投向律所，学术上没有作为，至今仍是讲师。而兼顾教学与事务所，他不得不每天从早晨七点工作到深夜两点，疲惫不堪。

　　但是再三考虑之后，他还是决定维持现状。“法学院教师的身份比律师要受人尊重太多了。”王说，“这点很重要。”

　　在理论上，律师是国家司法制度以及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在现实中，还有巨大落差。

　　李征说，学者或律师界的普遍评价是，相对政府部门、公检法等机构，律师政治地位低下。

　　李征有人大代表的身份，但这也只能让他在一些个案中受到尊重，“整个行业地位如此，个体也很难独善其身”。

　　很多律师认为，近年两件事关律师自身的案件，凸显了当前的律师执业生态。

　　2009年12月12日，北京律师李庄在一起“打黑”案件中被重庆警方刑拘。他被控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，终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。李庄事后称，他是被逼认罪。

　　风波未平，2011年，重庆江北区检察院再次提起诉讼，追究李庄伪证罪漏罪。

　　另一起在律师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北海律师案。广西北海四名刑辩律师于2011年6月13日因涉嫌律师伪证罪被抓，四名律师在同案中以涉嫌律师伪证罪被抓，在全国尚属首次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孙桂玲律师曾公开表示，北海律师事件应由全国律协该负起责任，否则律师界就会“六神无主，悲声四起，乱作一团”。

　　除了李庄案、北海案，近年还屡屡发生律师权利受侵害的事件。例如2009年7月10日，云南省律师何云祥在澄江县法院仅因在笔录中记录不满，被法官指令法警用手铐铐在法院球场的篮球架上，达40多分钟之久。

　　执业

　　“法律有很多"应当"，但没有多少人觉得"应当"”

　　执业环境不佳是律师界长期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2007年新修订的《律师法》，对律师的定位是“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”。为此，这部法律赋予律师各种权利。

　　但是刑事司法案件中，长期存在的律师“三难”阅卷难、会见难、调查取证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。

　　1996年出台的《刑诉法》立法设计是保障打击犯罪的效果，有很多与新《律师法》不一致的地方，使得许多法定的律师权利落空。

　　“法律有很多"应当"，但没有多少人觉得"应当"。”一位律师说。

　　有律师感慨，在刑事案中，律师是拿着刀子，而公检法是拿着冲锋枪是一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较量。

　　刑法“306条”是最大的风险。

　　过去，律师对这一条款的担心主要来自控方。一旦律师取到的证据和检察院的证据相冲突，而法院最终采信了检察院的证据，那么检察官有可能指控律师教唆当事人作伪证。

　　而李庄案件之后，律师还要担心委托人。

　　李征说，由于李庄案出现委托人举报律师的情形，我们正准备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，今后律师在看守所会见，允许律师摄像。

　　此外，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也是事实。

　　“在法庭上慷慨陈辞，但是拿到判决书就会觉得特别失败。”一位律师说。

　　据统计，在刑事案件中，被告人胜诉的比例仅5%，也就是说95%的案件律师都会败诉。

　　在2009年8月于四川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律师论坛会上，就有律师提出，从杜培武到佘祥林的冤假错案中，律师的意见都很到位，但当地法院为什么会简单地不予采纳。

　　而在民事诉讼中，律师也没有向对方当事人获得证据的合法手段，更没有向第三方，比如银行，获取证据的权利。

　　有年轻律师说，这个职业缺乏成就感刑事案件基本打不赢，而一些重要案件的结果，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左右，并非完全依靠法律。

　　这导致一些优秀的律师不愿从事诉讼尤其刑辩业务，转向服务于商业领域的非诉讼代理。

　　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主任袁小彬是“少数派”，他认为在20年执业生涯中几乎没遇到任何困难。

　　袁小彬的头衔还包括全国律师协会理事、重庆市律协副会长，他在执业第五年，即1997年创办律所时，就一直坚持公司化管理和商务律所的定位。

　　目前中豪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签订了订单培训合同。研究生们接受律所培训，毕业时进行双向选择。袁小彬在向穿着职业套装、有意加入律师行业的研究生们讲课时说，“商务律师将是中国律师主流。”

　　隐忧

　　他们会觉得，法律很苍白，关系很重要

　　律师业感到失落的同时，行业本身还存有隐忧律师的公众形象在滑落。

　　人们总是将司法腐败与律师联系起来。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唐尧称，你可以说问题出在某些法官身上，但和部分律师也脱不了干系。

　　以为农民工打官司出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直言不讳地说，的确有一些律师用当事人的钱来和法官手中的国家司法权做交易。

　　第八届中国律师论坛会上，也有刑辩律师指出，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，“会见难”不仅是办案单位的责任，也的确有个别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非正当的便利。

　　法学教授江平曾表示过担忧，他说，中国律师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为金钱所诱惑，从事律师职业，却以发财为目的，完全走商业化的道路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
　　而商务律师尤其令部分民众感觉像个商人。袁小彬对此类观点反驳说，商务律师服务经济领域，也是在促进市场的法治化建设。

　　但是，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议仍然不断。李征表示，律师在非诉讼领域要不要追求公平正义仍是有分歧的问题。

　　也有律师对此表示无奈：“律师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的整体形象；没有好的法治环境，律师形象也难以周全。”

　　这位律师称，如果公众第一次打官司，进了一次公检法，对法律的神圣感就荡然无存。那么下一次，他再委托律师，肯定会问“你跟法官熟不熟”。他们会觉得，法律很苍白，关系很重要。

　　律师业面临的另一个瓶颈是，青年律师在行业内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令人担忧。

　　周立太称，很多年轻律师，穿着西装，走出高档写字楼，想的第一件事，是哪里的快餐便宜。

　　而按照行业规律，他们要忍受3-5年的起步期。这令承受不了煎熬的青年律师转而退出，整个行业面临优秀人才流失的局面。

　　定位

　　“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”

　　在绝大多数时候，律师是一种温和的中间力量，对促进经济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但中国律师界当前面临的矛盾似乎显得异常尖锐。

　　唐尧认为，最根本原因在于，对律师这个职业在在中国改革进程中要扮演的角色定位存在分歧。

　　从律师制度恢复重建近三十多年时间内，律师的身份几经变更。1980年颁布的《律师暂行条例》。规定律师是“国家法律工作人员”，律师具有公务员身份，服务对象首先是国家集体的利益，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，律师职业逐渐发生变化。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制定《律师法》，律师的定位从“国家工作人员”变成“为社会服务的职业人员”，。

　　在1997年党的“十五大”报告中，将律师定位为“社会中介组织”，使律师完全摆脱了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的身份。

　　2007年修订后的《律师法》，把“为社会提供服务”改成“为当事人提供服务”，定位中提出了当事人利益至上的原则。

　　而新的社会情势下，律师定位又有新的变化。2008年10月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指出，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。

　　2010年9月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》，再次重申了上述定位，提出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法律精通、维护正义、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。

　　学者刘思达曾经撰文指出，这体现了当下职业价值观和大众化价值观的冲突。

　　律师的职业价值观，注重法律的形式理性，强调正当程序和法律职业的自主性，特别是司法机关和律师业相对的独立性。

　　“大众化”价值观则注重法律的工具性，强调实体正义和司法的政治正确性，尤其是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要服从党的领导、重视人民群众的感觉。

　　刘思达认为，这两种价值观在我国当代法律改革的进程中同时存在，大到国家的宏观司法政策，小到一个个具体案件，均体现出二者之间的冲突。

　　一位律师说，职业价值观遵循当事人至上，举个极端的例子律师即使在杀人现场看到委托人杀人，也不能去当证人，甚至还要为他辩护。因为法官判案需要不同角度的参考意见，有利于公正判决。

　　而另一种价值观就认为，律师应该从良知上进行选择，帮助司法机关破案。

　　出路

　　不能总是指望前人或别人建起一种大致公正的秩序

　　李征认为，随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，整个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，律师业将面临更大的机遇。

　　另外，有学者指出，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推进司法改革，仍具有广阔的空间。

　　提高律师地位，选任律师到法、检两院任职是律师界多年的呼吁，在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》中，也提出了“要加强对律师人才的培养选用，加大从律师中选拔法官、检察官力度”。

　　重庆律协副会长、康实律师事务所所长杨学军表示，与其等待全国人大自上而下制定法律，赋予律师权利，不如由律师协会出面在地方公、检、法机关之间做些有益的探索。

　　例如，重庆市律协今年建立了与市高院之间的对话平台，杨学军介绍，今年该市律协代表与高院已召开了两次召开座谈会，沟通解决律师执业中的难题。

　　杨学军说，律协提出律师到法院免安检的建议就被接受了。下一步将与高院协调如何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的事宜。“事情不会一蹴而就，但形成制度安排有希望。”

　　更多的律师认为，在当前形势下，律师行业尤其从内部寻找发展的突破口。

　　周立太称，如果律师职业的自律程度降低，或者不能自律，那么法律和政府等外在的控制和干预就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律师行业。

　　杨学军则认为，提高律师自身的职业技能也非常重要，专业素养好的律师总能赢得各方面的尊敬，这已在过去的执业中得到无数次证实。

　　袁小彬的建议是，律所要走专业化和规模化道路，向公司化管理转型，才能解决整个行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。

　　李征对本报记者说，（律师）不能总是指望前人或别人建起一种大致公正的秩序，让你来从容顺当就业，改变律师执业环境责任就在这一代或两代法律人身上。